有哪些在宣传中被抹去身影的“女性力量”？
女性无需华丽的盛装，因为她们自有不竭的力量。 王亚平以女性之身躯承受严格的太空训练，不断挑战自我极限，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女航天员；叶叔华在枯燥单调的工作中日复一日地埋头专研，于平凡的精耕细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事业，促成了“北京时间”的设立；朱婷带领中国女排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中逆袭战胜劲敌巴西队，即使手腕严重受伤也忍痛坚持，其女排精神激励着干干万万个中国人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。 “女性不应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娇弱花朵，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野蛮生长的野草”。 女性力量的诠释，在于用实力打破世俗的刻板认知，用自我诠释生命的多样姿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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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产士接生的方法
妇产科医师和助产士通力合作让生产回归自然在科技与人文之间，人类永远有难以摆平的平衡问题，进步神速的科技，即使能够巧夺天工，终究不能「人定胜天」，否则大自然的反扑，绝非人类所能抵挡。 生殖医学带来捐精、捐卵、借腹生子、复制胚胎、复制人等种种令人既喜且忧的新科技新问题，未来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争议的主题之一。 然而，先不谈这些新科技，光是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传宗接代，人类就已经面临了科技带来的诸多问题，以致必须省思是否应该复古，应该回归自然，才符合人类最大的利益。 ◎剖腹生产率为何偏高 引发这种思考的主因之一是，台湾地区的剖腹生产率在过去二十年之中，增加了一倍以上，记得一九八○年代初期，当我开始成为妇产科医生时，台湾的剖腹生产率约为15%，九○年代变成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是剖腹产，也成为公卫学界及妇女团体抨击的主要议题之一。 剖腹产率节节上升的原因很多，主要的是： (一)生率数下降，人们普遍期待生一个活一个，而不像五○年代可以生一打，夭折两、三个是常态。 母子均安的强烈期待，对妇产科医生无疑是一大压力。 (二)医疗纠纷日益增多，产科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危险科别，剖腹产无疑的可以比等候自然分娩更有把握使胎儿减短处於「黑箱作业」的状态中。 (三)胎儿监视器的发明，固然挽救了无数的受窘迫中的胎儿，但也由於过度诊断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剖腹产。 (四)社会的功利主义，使得部分医师受到影响，以剖腹产来提高收入；不过在健保制度拉近自然产与剖腹产的医师费给付之后，这个因素已有部分减少。 (五)前胎剖腹产未能尝试自然产，使得大量头胎剖腹产的孕妇，几乎没什麼机会选择第二胎以后自然分娩，这也占了剖腹产率难以下降的一大原因，不过除非生产空间改善（有些医院至今仍未在产房中设立剖腹产用之开刀房，如此则万一前胎剖腹产之子宫破裂，还要转送到一般开刀房，这使得妇产科医生敢冒母子均危的风险去做自然分挽的尝试。 ），以及医疗纠纷的风险下降，否则这点仍不易改善。 (六)产前诊断的进步，使得部分先天性疾病得以事先看出来，而以剖腹产提高新生儿的存活率。 (七)部分民众迷信择日看时，以为高龄产妇无法自然分娩（现在的高龄产妇比二十年前所占的比率多了一倍以上），以为唯有剖腹产才能保持局部的身材，以为只有剖腹产才可减少产痛等等……不正确的观念也使得台湾地区的剖腹产率居高不下。 当我们看到日本和许多欧洲先进国家的剖腹产率，都一直维持在10%以下，甚至5%，能不汗颜？然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台湾的情形孰令致之？卫生行政当局、医师、产妇及家属，乃至於整个社会，其实都有责任。 马偕医院针对过去三十年来剖腹产率变动趋势的研究显示，剖腹产率上升到15%时，周产期胎儿罹病率及死亡率，都有明显的下降，到20%以上时，则周产期胎儿的状况已不会再更好。 而目前各大中小医院的剖腹产率，大部分都在三成以上，低於25%的已属凤毛麟角，显然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努力。 ◎生产医疗化教我们不得不深思生产方式是否妥当的另一大原因是，目前在医院生产总令人有不自然且缺乏人性的感觉。 一方面，生产本身是一种生理的，而非病理的过程，然而为数甚多的非高危险群产妇，却被待之如病人；另一方面，即使是病理性的非正常产程产妇，他们所受到的照顾，也令人有人性化不足的感受。 比方说很多医院不分青红皂白，所有的产妇一入院待产，一律禁食、打上点滴、灌肠、腹部装上胎儿监视器……，一连串的动作，虽非酷刑，但却使得产妇有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感受，同时也有人人都准备随时可能剖腹生产之感。 这些处置当然有其医学上的作用，但是否必须对每一位产妇都做？是否为了方便医院或医疗人员更具於方便产妇？在在值得我们深思。 在西方，即使是小小的一个剃除外阴的毛发（不包括耻丘部的毛），对产妇是否真的利多於弊都引起了重视，值得我们参考。 至於准爸爸进产房（接生室）陪产，LDR（乐得儿，即从待产、生产到产后恢复都在同一个房间）、母婴同室、产台餵奶…等人性化的措施，西方国家已推展了十多年，台湾则至今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没有动作，这当然也牵涉到多方面，不过只要有心，应该也不太难达成。 其实对产妇而言，缺乏人性化关怀的感觉，可能从产检就开始了，由於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平均每一小时看诊一、二十个以上的患者，如同一般的病人一样，孕妇也没有分配到多少时间，这当然也跟目前的健保制度下，诊察费偏低有关，不过如果有一些配套措施，例如由对生产过程十分内行的助产士从旁协助解说，去除孕妇的焦虑和疑惑，则状况还是可以改善的。 ◎居家生产是否可行当在医院生产变成一种令人感觉不自然、不自在、不自主的事情时，真正应验了「物极必反」的道理，有些人开始追求复古，希望在家中生产，一如四、五十年前的台湾一样，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。 问题是当年的周产期罹病率和死亡率，以及孕产妇的罹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，这些方面能够进步到今天的水准，主要有赖於抗生素的研发，胎儿监视器和超音波的发明与应用，而这些唯有在医院诊所生产才使得上力。 理论上，如果能够完全区分出高危险群和低危险群产妇，则我们可以将低危险群交给助产士，让产妇在家中分娩。 问题是以目前科技之发达，大约也只有百分之七十的生产「意外」状况，可以事先预测出来，仍有三成左右的状况，至今还是在产程中才能看出来。 即使把低危险群产妇交给助产士处理，如在家中分娩，发生意外状况，如何来得及转送到医院？即使在医院中，都还有担心产房中没有剖腹产房间和设备，转到一般开刀房，来不及抢救的状况，更何况是在家中，还必需叫救护车。 如以台北市的交通状况而言，一般病患「死於交通阻塞」的情形屡见不鲜，如将产妇也置於同一情况，岂不是原本生理的变成病理（本身）加病理（外在），亦即雪上加霜？以产科急症胎盘早期剥离而言，固然有些孕妇原本即属於高危险群，但是仍有许多病例，事后检讨起来，完全找不出危险因子，却在产程中突然出现胎盘早期剥离，有些就在几分钟之内，胎儿迅即死亡。 再以妇产科医师之梦魇羊水栓塞为例，产妇往往在产中或产后，突然发生呼吸困难，步向死亡之路，在医院中抢救都很困难，更何况是在家中！俗语说：「生得过麻油香，生不过四块板」（台语）。 对多数产妇而言，生产是一种生理现象，然而对某些产妇而言，犹如鬼门关前走一回，更不幸的则是根本走不过去，且事先又没有徵兆。 针对在医院生产和居家生产的比较研究，其研究样本必须相当庞大，也许必须至少二十万个以上才行，因为目前在医院生产的母体死亡率极低（十万分之一、二），周产期状况也相当好，如果没有超大规模的研究样本，恐怕看不出中间的差别。 当然，如果针对产妇及家属的感受来看，居家生产较具人性化，应该是无庸置疑的。 另外，以目前台湾地区的医疗纠纷已经是四、五十年前的千百倍数量（官方登记的只是冰山一角）来看，居家生产由於对母体及新生儿的急救比在医院有更大的限制，如果鼓吹起来，恐怕会有更多的纠纷。 总而言之，居家由助产士接生，顺利的话可能满意度会比在医院生产高，但不顺利的话，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恐怕是难以弥补的。 目前妇产科医学界普遍认为，这是开倒车的做法。 ◎改善之道目前国内领有助产士执照的五万人之中，只有不到一千人登记执业中，助产所仅剩二十家，的确是人力资源的浪费；然而如果为了追求更人性化的生产环境，为了降低剖腹产率，而鼓吹居家助产士接生，则又衍生出新的问题，尤其是较高的生产风险。 记得一九八○年代末，我在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妇女医院时，每月该院有一千八百位产妇，可能是全球规模属一属二的产科中心，院内有两个产房，一个用来训练住院医师，一个用来训练助产士，产妇入院时由一位总住院医师在急诊处就根据各种资料，归类为低危险群的，亦即足月、没有过期、不太大、不太小、胎位正常、没有破水、没有母体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发烧、吸毒……即送入助产士负责接生的产房，如有任何状况的则送入医师负责接生的产房。 在助产士接生的产房中，有总住院医师作后盾，一旦产程异常、胎心音异常……则由医师接手处理。 由於那是一所主要目的在训练医师和助产士的教学医院，也许人性化的生产环境和制度，未必尽如人意，不过记忆中助产士接生的产妇满意度的相当不错。 我个人心目中的改善之道，既不是复古的助产士到府服务，也不是助产士在助产所接生，而是南加大模式的修正。 我的看法是，将闲置的助产人力找回来，进入医院诊所的产房，让她们作第一线的处理，可以一对一或一对二地全程陪伴产妇，如果产妇同意，低危险群的也可以由助产士接生，有状况的则随时由妇产科医院接手，这样大概不但会有较令人满意的生产照顾，也会降低一部份剖腹产率。 这种情形，有一点类似其他医学专科中的技术员或专科护理师，例如麻醉科中的麻醉护士，事实上她们在麻醉医师的指导下，执行了台湾地区绝大部分的麻醉工作。 在妇产科住院医院一年比一年少的情况下，如能把助产士重新带回医疗体系中，给他们一定的执业空间（事实上从产前检查开始，助产士就可以和医生一同看诊），生产照顾和医疗品质应会有所提升。 一个比较伤感情的问题是，乃有医疗纠纷，医师和助产士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？因为助产士既已独立接生（而非只是医生接生时的助手），则不可能完全不负担风险，这一点必须先拟定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来。 另外，既有专业风险，也应该有专业收入，健保局不妨深入研究规划，表面上可能多付一笔钱，但如果因而减少一些剖腹产，如果因而提高生产品质，则也许反而是省钱呢！不论是在目前制度下的医院生产，亦或是另外设立更没有医院感觉的生产中心（Birth Center）对於生产过於医疗化，缺少人性化的问题，事实上只要医院主政者、医师以及健保局配合，情况绝对是可以改善的。 辅英技术学院设立助产学系和台北护理学院设立护理助产研究所，显然将在二十一世纪提升台湾助产水准的目标上沟出了一大步，如果妇产科医师和助产士能通力合作，相信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符合自然与人性的愉快生产经验，这才是全民之福。
